陈薇 施瑞鑫 | 科学程式还是知识政治：STS视角下清洁能源议题的边界竞争和联合生产

摘要 STS的边界研究关注科学与政治的联合生产与权力互构，探讨谁在界定、如何界定以及为何以某种方式界定并设置议题。本研究将能源议题的边界工作理解为STS视角下多元利益主体的辩论与协商，以2007年以来《纽约时报》对中国清洁能源的报道为对象，探讨科学知识与政治决策的区隔与联合以及知识政治辩争的典型意义。研究发现，媒体通过与政策变化同步的可见性调校、政府与企业信源的偏重引用以及关联议题的话语策略，形成基于特定关联的国际权力竞逐框架；而来自多元主体的联合生产将差异性的利益诉求带入“前台”，分化出与媒体议程不完全一致的辩论框架以延展甚至重构边界，进而实现能源议题边界工作的显著性、可信度和合法性建构。

关键词 边界；知识生产；STS；清洁能源；网络议程设置

一、引言

权力触角的延伸与突贯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框定着人们从认知到行动层面的话语秩序和知识边界[1]。阿尔文·托夫勒认为，社会控制的根本权力来源包括暴力、财富和知识，知识是最高品质的权力资源，也是权力转移的关键[2]。在全球能源短缺和全球力量格局转移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普遍将“脱碳”和发展清洁能源作为能源政策推进的方向[3]。清洁能源是一种以技术创新驱动的可再生能源，一方面以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普遍诉求、以知识经济为基础导向，另一方面关乎国家能源安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国际市场份额等核心利益，开辟了国家间战略博弈与力量平衡的新空间[4]。故而，涉及清洁能源的概念边界、生产方式和知识分区是一个糅杂了多重因素、充斥着不确定性的话语体系，难以仅用优化模型、成本估算等科学规范来解释，需要将其置于国家间和国家内部权力角逐的情境中理解，而这也构成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简称STS）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

STS的基本假设在于，科学与政策的行动边界没有颠扑不破的“度量”，而是一种话语与机构权力互嵌的产物，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生产之间有着极大的张力空间[5]。一方面，科学家与决策者通过确立、强化与维持科学与政策的界限，保护各自行动的自主性并生成“既能适应不用的视角，又足够健壮以保持共同认同”的知识产品[6]；另一方面，科学与政策相互依赖、共同生产，通过联合行动确保知识权威的有效施行[7]。换句话说，边界工作成为一种处理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模型，通过将认知权威内嵌于知识单元中的方式，为实现社会治理及其正当化奠定基础[8]。就此而言，STS的边界研究关注科学与政治互嵌互构的不确定性议题，探讨谁在界定、如何界定以及为什么以某种方式来界定的问题[9]。

本研究将清洁能源议题的边界工作理解为STS视角下多元利益主体的辩论与协商，基于这一议题的跨国知识情境，重点考察《纽约时报》对中国清洁能源议题的边界建构与议程设置，探讨科学知识与政治决策的区隔与联合以及知识政治辩争的典型意义。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媒体是否依循自身所秉持的立场和国家利益来规约能源话语生产，或者说政治/经济利益是否驱策科学知识的话语实践、如何驱策实践；他国公众如何建构能源议题的知识边界，或者说公众议程对能源话语合法化有何夯实或反叛的作用力；在此基础上尝试揭示能源议题在国际新闻中的边界裁定、联合生产和权威建构的话语方式与知识生产逻辑。

二、能源议题的知识生产与边界工作

作为定义问题、规定行动的知识生产形式，能源议题的话语实践裹挟着知识权威进入公共政策领域，使之成为维持既有秩序或推动变革的重要途径，因此涉及能源议题的科学与政治边界需要在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中被重新思考。这一部分从福柯对知识/权力关系的论述出发，考察这一框架下能源议题中科学与政治边界的建构与延展。

（一）标举差异：知识/权力关系中的边界竞争

米歇尔·福柯的知识权力观结合现代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思想特征，是理解现代社会权力运作机制的重要理论。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密切关联。一方面，现代权力制度通过征用“关于身体的知识”和“关于人的科学”，将人的身体和灵魂卷入某种政治领域实现规训的合理化，以建立一种恰当有效又节约成本的权力经济和治理体系[10]。这一套标准和规范散布于军队、医院、学校、工厂等大型国家机器和社会机构，形成了一套领域分散又相互支撑的共识性社会规范，也“借助于一种公然标榜仁爱和科学的知识网络”，在个体层面复制出排斥“异端”的价值标准[11]，知识/权力关系由此成为现代政治博弈和国家治理的运作范式。

另一方面，知识与权力的同生共构也繁衍出一整套与之耦合的话语体系[12]。在这个过程中，某一知识体系通过分离、净化、排除等程序，将符合自身规范的话语类型合理化为符合自然规律的存在以获得文化上的支配地位[13]。这个过程也被称为话语的“排斥”（exclusion）程式，即通过话语的禁律、区别与拒斥、真理和谬误之分等原则，赋予某种知识体系及其所代表的主体话语权，实现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转变[14]，这也引发了知识与社会研究领域对“边界”的关注[15]。

“边界”（boundary）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行为过程。就空间意义而言，物理空间与时间空间相互交叠，共同发挥着构建世界的功能[16]。被视为物理现象的边界于“边境地带”（borderlands）中标明领土和疆域；而基于意义空间的边界则考察认知层面的社会建构和关系斗争，可被视作表征权威的权力机制与话语序列[17]。就行为过程来看，边界可被视为协商不同知识类型的方法，既为知识生产主体的分工与合作廓清规则，也用来标举差异[18]。无论是分工协作还是关系斗争，知识主体围绕边界展开的话语实践都指向如何将自身秉持的知识权威合理化，这一行动过程也被称为“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这是Gieryn在论述“什么是科学”这一争议性命题时提出的概念。他将边界工作概括为三种类型——扩张（expansion），即在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的比较中突出科学家的权威性；驱逐（expulsion），即给竞争对手贴上“伪造”“非专业”“业余”等标签以排除在专业领域之外；保护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即通过将责任归咎于边界外部的“替罪羊”来免除内部成员的责任，由此划分科学与非科学、职业或专业群体以及不同行为模式之间的区隔与差异[19]。

（二）权威悖论：科学与政策边界的区隔与联合

Gieryn提出边界工作的初衷，是描述科学家为了维护自身的知识权威和职业机会所建构出来的一种与其他知识生产方式（比如宗教或政治）不同的意识形态模式，这一概念尤为关注科学与其他形式知识或行动之间的关系。这也是STS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即在科学权威与治理秩序之间寻找平衡支点，考量科学与政治联合生产与相互嵌入的方式[20]。

基于STS的研究认为，科学概念的标准并非始终如一，而是根据情境呈现出灵活且机动的特征，这些特征经由各方协商内化为相对稳定的共识。STS重点关注某项政策如何经由科学和技术的联合作用渗透入现代政治和文化中来，进而被表达和“框定”[21]。尽管其初衷是在科学与政策之间建立一个尽可能中立的基准和规范，但来自科学机构、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秉持的知识权威往往各有立场，由此共构的边界常常是“模糊的、情境可变的、内在不一致的，有时甚至充满争议”[22]，并在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中衍化为“作为过程、社会文化集、符号、机构和网络”的话语和社会实践[23]。

由此可见，STS视角下的边界工作体现在科学与政治的交叉地带的、多元主体联合的知识生产。同一知识领域或行动过程的边界类似一种复合型的多重结构，由专家、政府、媒体和公众等多维力量共同构成的行为主体共同作业，为知识与权力的相互支撑和实际应用预留了张力空间。一方面，政策的施行不能脱离国家权威、政治身份和个人自由等“更大的”语境而运作，同时需要对公众保持开放态度[24]。另一方面，新闻媒体为科学家和政策决策者的论辩提供了场所，根据自身代表的利益立场转译不同角色与行为的“边界文本”（boundary texts），也通过议程设置标识和界定优先议题[25]。公众参与也在其中被看作评估和界定合法议题的重要向度，为科学议题的完整性和受影响公众的自决权建立规范框架[26]。边界联合生产的意义在于，将科学与政策之间、不同组织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边界制度化为日常认知与行为过程中的规则与习惯，使其在公共领域获得知识与行动相联系的有效性，但也在实际结果上扩大了相关利益集团对社会决策的控制[27]。

（三）能源议题中科学与政治的边界争议与联合生产

围绕STS的边界工作揭示了知识的分区功能，为话语主体实现某种社会实践及其正当化奠定了基础。这一类研究分布于气候变化、海洋污染、能源开发、转基因食品诸领域。其中，能源议题涉及环境保护、社会公平正义、地缘政治竞争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关注社会力量和科学技术的相互作用并考察基于特定社会网络的意义生产过程，也最大程度上触达、催化和动员了科学与政治“知行”（knowing and doing）边界的辩论。

该领域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如下三类。其一，知识的联合生产（co-production of knowledge）被广泛视为一种有前途的方法，可以为复杂的能源议题提供更具创新性、持续性和民主性的解决方案。这个过程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参与新知（思想、规范、实践和论述）并将这些知识融入决策和行动，以获得更多的公众信任[28]。其二，知识生产将能源议题与社会权力运作相关联，或隐或显地塑造、维持或颠覆权力关系。大型机构的知识垄断剥夺了某些能源议题获取资源的权利，故而形成能源领域中的“知识政治”（knowledge politics）。这一模式通过界定专家与外行意见、事实与价值、科学与其他形式的知识边界，将“可靠的科学”和“客观知识”确立为界定政策优先性与优越性的依据，以实现政策选择的合法化[29]。其三，在更广泛的全球治理语境下，能源议题发挥了跨地域、跨国界、跨文化的知识生产与政策互动功能。已有研究表明，国际新闻报道中的能源议题涉及多框架、多主体的意义生产和关系互动，链接了碎片化的议题分布并形成具有现实参考的议题网络，通过“中转”政府、专家、公众等利益主体的意见影响政策议程[30]。例如，为了推动智能电表在英国的普及，英国媒体通过引用来自不同机构的专业知识，将智能电表描绘成“促进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和“破坏社会安定的潜在风险”一组相互矛盾的对象，引发公众对新兴低碳能源的广泛讨论进而推动了对政策的关注[31]。再如，在波兰右翼媒体关于能源政策和气候变化的报道中，右翼民粹主义选择性地使用伪造、验证等科学程序和夸张、恐吓等叙事手段，将清洁能源建构为基础建设、产业经济乃至民生的控制因素以边缘化议题[32]。因此，能源议题的跨国知识情境与利益关系纵横交错，勾连了包含政府、公众、能源公司、专家等多方利益主体在内的权力关系，对内表征了能源政策和行动过程的公平、民主和正义，对外指向国家间的权力角逐和战略博弈。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中国清洁能源议题为研究对象。清洁能源（clean energy）指可再生、零排放、使用时不会污染大气的能源，与绿色能源（green energy）和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潮汐能和地热能等。这一对象不仅涉及科学技术、政治决策和公众参与之间的互嵌与共建，也将能源科学与政治的边界辩论推向了跨国合作层面。

为回应研究主旨，本研究采取网络议程设置的分析路径。网络议程设置（network agenda setting）是继McCombs和Shaw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经典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和属性议程设置（attribute agenda setting）之后的最新构想[33]。这一模型侧重于个体认知表征的议程属性网络状结构，媒体通过议题的显著性、可信度和议程网络的关联性来影响公众认知，据此调节报道数量、关注周期、对公众的说服力和议题的逻辑关联[34]。现有网络议程设置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议题关联分析，二是网络议程对比。前者侧重考察议题或属性之间是否相关、亲疏几何、如何关联；后者则考察议题关联所形成的认知网络是否以及如何转移为公众认知，即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比媒体议程和受众议程的相关性[35]。

在研究设计上，本文将能源议题知识生产的边界工作与网络议程设置相结合，尝试对裁定边界、知识联合生产和建构权威的话语方式进行考量。Cash等人从知识的显著性、可信度和合法性出发建立了分析边界工作有效性的三维框架，考察知识是否符合使用者的即时需求、知识来源及其因果阐释是否符合科学合理性和技术充分性的标准、知识生产的过程是否基于程序公正考虑受众关切等问题[36]。这一框架有助于考察媒体整合、中介、转译能源议题的过程。本研究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报道数量、栏目和主题、信源分布和引用强度以及议题关联性来考察知识生产的“显著性”和“可靠性”，通过公众网络议程来验证“合法性”，实现对能源议题的话语主体、知识分区、联合协助方式的整体性考察。

（二）样本来源与研究方法

在样本来源上，选取《纽约时报》对中国清洁能源议题的新闻报道及其官方网站上的读者评论。《纽约时报》创办于1851年，以可靠的新闻来源著称，以精英政治讨论为基调，在社论上相对自由开放[37]。1996年1月，《纽约时报》官方网站（http://www.nytimes.com/）成立并部分地开放评论功能。本研究选取该报于200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关于中国清洁能源、绿色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报道作为样本库，以“China”和“clean energy”“green energy”“renewable energy”组合为关键词，在道琼斯Factiva数据库中进行检索，经筛除重复和与主题不完全一致的文章，最终获得中国清洁能源主题性报道56篇进行媒体议程分析。在网络议程对比部分，基于满足开放评论区和主题相关性强两个条件，在这些样本中选取“中国清洁能源‘双反’调查”具体议题。“双反”调查主要指美国和欧洲国家针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指控和调查，以政府和企业作为应诉主体，涉及企业补贴、低价竞争和技术竞争等标准或背景，是奥巴马政府尝试扭转中美清洁能源贸易顺差、维护美国能源领导地位的重要举措，对美国公众的社会经济活动也具有一定影响，有助于探察国家间能源话语权力平衡与竞夺的胶着过程。围绕该主题的媒体议程以段落为分析单位，获取179个样本；读者评论部分使用GooSeeker工具获取包括用户ID、单条评论文本、评论被点赞数在内的语料素材，共计1385条评论。为了调节样本中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体量相对平衡[38]，再从中抽取点赞数排名前30的评论，经过滤不具备研究意义的样本后获得180条评论作为最终样本进行对比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并借助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作为辅助。其一，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用来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计量方法，其所指的网络由一组存在于某一个界限内（可能）连接的点组成。本研究以涉华清洁能源作为预设的中心节点、关联议题为其他节点建立共现矩阵分析议题的关联方式，同时建立媒体和公众网络议程的共现矩阵并执行相关性分析，以考察议题的“显著性”与“合法性”。其二，议题要素的提取和归纳通过内容分析和词频统计来实现。本研究根据报道的文本内容和高频词对议题要素进行类目建构，以文章或段落为单位对报道内容、栏目、主题和信源分布等进行编码和统计以考察议题的“显著性”，为社会网络分析奠定基础。其三，为了进一步细致地探讨知识生产与权力关系，将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来探讨报道词句之间的关联规则，挖掘文本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关联，以解构能源议题的权力图景。

四、边界裁定：涉华清洁能源议题的媒体建构与知识配置

在媒体、政府和公众的三角关系中，围绕能源议题的国际新闻报道为专家和政府部门提供了大量举证，促进决策者、专家和公众之间的意见交换和协商进而推进公共政策进程[39]。媒体议程设置的边界工作体现在对信息优先序列、重要程度和议题属性的界定，由此创建“不同群体进行意义交换和意见协商”的边界空间[40]。

（一）议题的可见性标识与信源分布

边界工作的实践作为一种基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的、谨慎而隐晦的“可见性政治”，是定义议题进而引发意义竞逐和价值辩论的手段[41]。议题的“可见性”通过报道的数量、频次、关注周期和主题类型得以表达，进而界定议题属性。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对中国清洁能源的主题性报道最早出现于2007年，在2010年前后、2017年和2021年出现三次阶段性高峰。这些报道分布于商业、能源与环境、观点、亚太地区、世界、面向未来和纽约七大栏目板块，其中“商业”和“能源与环境”栏目占比接近四成。这一特征与美国的政策导向有明显的同步性。峰值第一阶段出现在2010年，这一年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时任总统奥巴马致力于推行清洁能源计划并对中国启动“301调查”，涉华能源议题为候选人寻求舆论支持提供了话语空间；第二峰值出现在2017年，时任总统特朗普撤销了奥巴马力促的“清洁能源计划”，中美两国共同领导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受阻；第三峰值出现在2021年，拜登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对中国采取限制性的能源合作策略。整体来看，《纽约时报》虽然没有对中国清洁能源进行持续高频地报道，但阶段性和连贯性的关注所产生的累积效果以及对特定主题的凸显，也强化了该议题的消极可见性。

就议题的“可靠性”而言，在知识的跨国流动中，媒体的信源策略履行着“见证”（witnessing）与建立信任的功能，成为不同利益主体争夺议题定义权的关键所在[42]。本研究按照涉及的知识背景，将信源分为能源产业、政府、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新闻媒体和公众六大类别，引用强度根据信源出现次数及是否有观点性陈述予以判断（标记为0-4五个强度）。同时，Sovacool和Hess认为，认知框架体现了知识形成、调节和转化的过程与特征，影响着能源议题的概念化与认知边界。基于此，他们提出包括“技术乐观主义者”“自由市场自由主义者”“国家安全捍卫者”“能源慈善家”“环保主义者”“正义倡导者”“新马克思主义者”“有良知的消费者”等在内的八个能源框架，涵盖能源技术、市场、战略、社会影响、道德伦理等诸多层面[43]，并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归纳为“社会不公平”“地缘政治竞争”“经济福祉”“污染和气候变化”等四类竞争性框架以考察不同主题的可见性与信源强度[44]。本研究结合Sovacool和Hess的研究与报道的实际内容，将议题划分为“地缘政治”“经济贸易”“环境保护”和“能源体系”四类主题框架，囊括全球能源格局与国家间能源竞争、能源市场与经贸往来、气候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能源技术与产业转型等具体议题。编码员随机抽取50%样本对框架划分进行信度检验，信度系数为0.86，符合Krippendorff' s Alpha≥0.80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将主题与信源引用强度进行交叉分析，统计出每类主题下各类信源的平均引用强度。（表1）

研究发现，能源产业（n=141）和政府官方（n=131）形成了《纽约时报》的主要信源。其中，包括能源企业和机构在内的行业信源在“经济贸易”（M=2.875）和“地缘政治”（M=2.692）主题框架中被引最为频繁，彰显了其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优势地位，也成为中美乃至全球清洁能源竞争的重要见证；而来自政府机构的官方信源主要在“地缘政治”（M=2.846）领域发声，从政策层面探讨中美能源竞争。相比之下，来自科研领域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和公众信源相对边缘化，主要分布于“环境保护”框架中作为辅助性论证要素出现。由此观之，《纽约时报》代表的是美国精英政治对中国清洁能源的立场，奠定了以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关联利益为核心的议题界定标准。

（二）关联议题的“接合实践”

Cash所说的“显著性”不仅体现在报道数量、频次和主题类型，还在于知识或信息是否与议题行动相关。媒体建构议题边界的过程包含从叙事逻辑到知识论证的信息筛选、匹配和组合，在话语修辞上借助将两种不同要素关联与统一起来的“接合实践”（articulation）完成。这种接合实践一方面表现为作为“解释图式”主题框架的确立，用以重新排列情节、主题、修辞结构等象征符号或表意元素；另一方面表现为议题不同要素之间的关联情境[45]。按照报道内容的焦点和特性，本研究最终确定12个与“中国清洁能源”出现在同一分析单元中的“关联议题”，建立以“中国清洁能源”为中心节点的1*n的共现矩阵，强度依据同一关联议题下每个子议题出现在同一篇报道中的累计次数编码为0-5不等（无关联为0，关联强度最大为5）。在此基础上结合报道内容，将关联议题分别归并至上述的四个主题框架内，进一步考察媒体建立议题关联的具体方式（表2和图2）。

1. 基于意识形态的框架凸显。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清洁能源议题时主要采取“经济贸易”和“能源体系”的主题框架，前者偏重与“涉华贸易争端”子议题相关联，聚焦美国和欧盟国家对中国清洁能源的双反调查，通过强调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认为中国施行了贸易保护政策，以弱化中国清洁能源成果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后者着重关联“中国能源安全”和“美国清洁能源”子议题，对中国清洁能源的成果表现出既认可又担忧的矛盾态度。倘若说这两个主题隐晦地表达了政治诉求，那么“地缘政治”框架则通过关联“中美清洁能源竞赛”和“中国与全球能源格局”两类议题，一方面对中美之间能源竞争的关注甚于合作，一方面聚焦中国在海外的能源投资，将发展清洁能源视为“中国崛起”的后续战略，直接彰显媒体的意识形态倾向。此外，虽然“环境保护”框架整体而言可见性最弱，但“环境与气候”作为关联议题强度最高，将中国清洁能源议题纳入全球治理的范围，进而进入国际性的利益博弈和话语权竞争中。

2. 跨国语境下的国家“在场”。van Dijk认为，话语主体通过建立话语的关联条件、范畴和规则设置特定的语境，以实现权力的施行与关系的建构[46]。语境既包含场景、参与者、行动等客观要素，也内含主体对议题情境的主观认知和情感，决定了哪些信息可以以及如何被传递。研究发现，《纽约时报》通过议题关联建构了相对中立和消极的两种立场，由此确立了以美国为“边界标准”的认知偏向。其一，基于客观事实的积极评述和平衡论证。报道在处理“环境气候”和“中国能源安全”关联议题时，采用基于共享知识预设的“论式”（topos/topoi）作为标识文本连贯性的运行模式。“论式”是结合论据以证明论点正确合理的逻辑推理形式，折射出说话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47]。报道采用“气候困境-治理需求-治理行动”“能源短缺-能源安全-能源转型”等连贯逻辑，说明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的动机、行动和成果，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一举措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积极意义。在“气候变暖”的普遍共识下，因果关系论式成为建构边界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客观性的话语策略。

其二，国家利益卷入的消极叙事。按照批判性话语分析中的“话语-历史”路径观点，某一议题扩散到不同场域和话语之中的过程涉及议题的相互重叠、彼此指涉，并通过积极自我与消极他者再现的话语策略，实现特定社会、政治、心理或语言目标的合法化或合理化[48]。作为一种技术创新驱动的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生产与供给为跨国能源合作提供新机遇，也成为大国间资源竞逐的胶着之地。研究发现，在与“中国与全球能源格局”“中美清洁能源竞赛”“涉华贸易争端”等议题的关联中，报道采用述谓（predication）和论辩（argumentation）策略，强化西方国家作为“盟友”和中国作为“对手”的身份标签。一方面将中国塑造成导致全球性问题的“作恶者”和跨国能源企业的威胁者，动员欧洲国家加入美国的清洁能源阵营；另一方面使用“竞争”“竞赛”等对抗性指称，强调中美在技术、工业、资源等方面的差距。

例1(a)：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美国所拥有的巨大的研究、工业和经济资源相提并论。然而，在通往未来的竞赛中，他们让我们感到震惊——至少目前如此。

（b）中国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并正在大力推动其他清洁能源的发展。正如布拉德舍先生所写：“这些主导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努力提出了这样一种前景，即西方有朝一日可能会放弃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转而依赖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和其他设备。”（作者Herbert,《纽约时报》2010年2月13日，A23）

而在整体上相对中立和积极的“中国经济”“中国能源安全”关联议题中，报道通过话语置换、隐喻等修辞手法，在更灵活的“边界空间”设计关于议题的消极认知图式。例如，将普通人对高质量生活的朴素追求置换为破坏环境的诱因，也为能源议题划定了基于“发达-发展中”“现代-落后”等社会语境的双重标准。由此可见，语境倾向与“国家在场”的显著性息息相关。媒体将特定的能源问题推至公众关注的焦点，为新能源开发的问题意识开辟了新途径，也通过“知识政治”模式，将科学和技术定位为优于其他形式的认识论，布展了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知识霸权以决定能源政策优先事项的权力框架[49]。而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着美国国家利益的主线。

五、议程转移：涉华清洁能源议题的公众参与和联合生产

STS将公众参与看作评估和界定议题“合法性”的重要向度，强调在跨科学与政策边界的多元主体行动过程中，公众根据议题与方案的选择过程以及知识（信息）的产生、审查和传播来评价基于科学知识的决策信念是否公正合理。媒体议程向公众议程转移的效果反映了公众对议题边界合法性的考量。媒体通过差异化地建立议题属性的强弱关联，编织了关注度和相关性从中心到边缘逐渐弱化的议程网络，影响着公众判断这一议题是否符合自身关切、是否参与或者多大程度上参与边界联合生产的依据。

（一）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的比较

这一部分选取“中国清洁能源‘双反’调查”作为样本，对比分析媒体网络议程和公众网络议程的相关性和差异性，以了解精英媒体与公众认知对这一具体议题的建构特征与议程转移过程。基于KH Coder文本挖掘工具统计的高频词归纳出30个主要议题属性，涉及区域、机构、产业类型、能源类型、能源业态等，在合并代表同一属性的同义词之后，形成两个30*30的共现矩阵并进行可视化呈现，根据节点大小、连线粗细和位置结构的特点分布将议程网络划分为核心层、中间层和边缘层三个层次。其中节点大小代表与该节点属性相连的边的权重之和，节点连线粗细表示属性之间的共现次数，节点位置分布则反映了属性的受关注程度。（图3）

就媒体核心层来看，无论是媒体议程网络（词频≥30，加权度≥200）还是公众议程（词频≥30，加权度≥400），“中国”“美国”这类强调国家属性的关联性最为突出，构成了媒体设置该议题的基本背景，也奠定了公众参与议题认知的基础逻辑。除此之外，媒体议程更为关注“清洁能源”“风能”“贸易”“政府”等能源的类型特征和政府举措，公众则更关注中美在全球能源竞赛中的实力比较与科技竞争。沿着核心层的背景信息拓展，中间层分布了从背景信息衍生而出的相关属性。媒体议程网络（词频≥15，加权度≥100）的分布与关联大致构成两类叙事，一类围绕“双反调查”的细节展开，另一类则强调中国清洁能源开发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例如“能源”“世界”“领导者”；而公众议程网络（词频≥15，加权度≥200）属性覆盖面更广，其中“国家”“经济”“领导者”是讨论的焦点，而“清洁能源”“太阳能”“风能”“补贴”等作为背景信息出现。就边缘层来看，被媒体边缘化的“补贴”“国家”“石油”和“经济”等属性则出现在公众议程的中间层，这一差异体现了议题从媒体到公众传播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镜像复制，而是在公众的知识记忆和利益取向介入下的焦点转移和效果折变。

为了验证媒体议程设置对公众议程的效果，采用QAP社会网络分析法将两个矩阵导入UCINET软件中执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相关系数为0.673（p＜0.001）,在统计意义上呈正向相关。由此可见，媒体一定程度上涵化了公众的认知，虽然在某些属性关联上出现了认知边界的折变，但整体上架构了公众评价议题边界合法性的属性依据。

（二）议题边界的双重建构：知识复刻与边界延展

为了更为细致地考察公众判断涉华能源议题边界合法性的依据和观点，本研究在议程网络比较的基础上，结合新闻和评论文本进一步分析了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的相关性和差异性。研究发现，在媒体议程的涵化下，公众呈现出对涉华能源议题边界合法性的双重感知，一是顺应媒体的价值认同，二是与媒体不完全一致的边界断裂与延展。

一方面，边界的激活、维持、扩散发轫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沉淀和知识积累，是在日常行为和认知过程中逐渐确立的规则或习惯。认知心理学认为，长期记忆包括个人的经验积淀形成的“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和保存社会共享知识的“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50]。它暗示了一种“时空旅行”的有限能力，通过提取记忆的相关信息，成为当下或未来的认知与行动的重要参考，也是边界得以维持和扩散的重要因素。这一认知体现在本研究中，媒体议程中符合公众长期记忆的观点往往会强化公众既有的认知边界，进而引导对媒体议程的顺应。自2004年以来，美国对华企业频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媒体对于中国清洁能源所谓“不正当竞争行为性质”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中国清洁能源政策的消极认知，故而公众议程体现出互文性特征，通过对事件主体、观点、影响的连续指涉，实现议题边界观点的再语境化。而媒体对华所谓“技术偷窃论”的长期渲染，也使得在媒体议程中被边缘化的“技术”属性进入公众议程的核心层并引发系列关联议题建构，这些都体现了STS的边界工作中知识的分区功能。

另一方面，从媒体议程到公众议程的焦点转移也体现为能源议题的边界断裂与延展。边界的划定实际上是一个“问题闭合”（problem closure）的过程，知识联合生产的不同主体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会设置议题不同的优先事项以确定哪些“事实”应该被收集并获得进一步的解决方案[51]。故而，边界工作实际上隐含着知识分配的不对称性，在争议或矛盾加剧时出现部分断裂。研究发现，报道基于美国能源发展政策和需求，频繁采纳与中美竞争相关的主体框架，突出“国家”在能源议题中的主体地位。但在公众议程中，部分公众会过滤掉单一的国家利益框架，转而关注日常的国内矛盾。以“企业”属性为例，媒体报道锚定企业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身份，强调中美清洁能源竞赛对美国企业的不利形势。但公众则视能源企业为社会责任主体，关注对于推动国内就业、缓解贫富差异、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更为关注能源政策实施中的公平和正义。

例2：在西方，权力和财富保守地分散在企业贵族之间，而这些企业贵族在自己的圈子里激烈竞争，西方只做那些符合目前在政治上占上风的任何派系的经济最大利益的事情。目前，这将包括大型能源公司（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电网）。（读者“Michael”，2010 年 2 月 13 日）

另一种转移方式体现为边界外延。媒体通过凸显、遮蔽与弱化的话语策略，选择性地维系或强化关于能源议题的既有边界。一方面片面地强调中国清洁能源资源出口的非正当性，另一方面忽略了开发清洁能源对全球环境保护的贡献，由此引发的标准争议从知识生产的认识论原则中分离出来，转化成受“非科学”和“非能源”因素干预的政治角逐。而就此类议题的公众议程来看，部分读者在评论中列举关于清洁能源的行业补贴、成本效益、环境治理等观点，延展了由媒体所强化的“政治化”边界，而将更多涉及科学、伦理和社会层面的考量纳入进来，试图实现符合个体化关切的合法性“替代”。

由此可见，在涉及科学与政策之间、国家之间和诸多知识领域的议题边界上，媒体借用知识理性掩盖政治选择以实现“知行”层面的合法化，公众的“互斥”认知也映射了涉华清洁议题边界的模糊性、复杂性与争议性。尽管能源议题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非科学因素的介入，但公众并非被动无知的原子化个体，而是具备情境知识能力、能主动为公共决策提供信息的实践主体，通过将去中心化的利益诉求带入讨论中来[52]，进而分化出不同的辩论框架动摇既有的知行边界。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STS研究的边界理论，以2007年以来《纽约时报》对中国清洁能源议题的报道为研究对象，揭示这一议题在国际新闻中的边界裁定、联合生产和权威建构，着重考察科学与政治交融的知识生产逻辑得以实现的话语方式。研究发现，能源议题的边界建构表现为经由政府、企业、媒体和公众联合生产所达成的“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ies）[53]。媒体通过与政策变化同步的议题可见性调校、政府与企业信源的偏重引用以及关联议题的话语策略，形成基于特定知识关联的话语优势；公众则根据自身的经验知识和利益取向，选择性地复刻或外延媒体界定的议题边界，分化出形态各异的辩论框架，进而完成能源议题边界工作的显著性、可信度和合法性建构。

本研究对于跨国知识情境下理解科学与政治边界理论的意义在于：

首先，清洁能源作为一个全球化时代关涉全球治理的典型议题，体现了超国家、国家与次国家层面的利益竞夺与平衡，也体现了公共话语和国家话语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按照斯特兰奇的观点，存在一种“不大‘看得出的’、决定办事方法”的结构性权力，构造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的关系框架[54]。在本研究中，媒体表现为在超国家层面将清洁能源与气候治理挂钩，否认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贡献，也在国家与次国家层面无中生有地罗织中国技术偷窃、贸易失序、政策不公和民主谎言等失当行为。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知识和价值共创的工具，能源报道也表征了公共话语和国家话语的双重意义。无论是解决全球变暖的公共问题，还是服务于经济效益和政治诉求，《纽约时报》对华清洁能源的议题建构始终以国家利益为主线。在积极或中立的语境下，基于人类共同关切的“世界主义”成为报道基调，而在消极语境下，国家作为主体走向“前台”，这一看似矛盾的态度体现了“国家间议程设置平衡”对清洁能源的系统效应[55]。故而，围绕这一议题展开的边界工作，成为全球治理背景下西方主导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与全球能源竞争下大国博弈的潜隐途径。

其次，这一边界建构蕴含美国媒体对华议题的连续性想象，但来自多元主体的联合生产也将差异化的利益诉求带入话语场域，进而分化出与媒体议程不完全一致的辩论框架。STS的科学治理强调，科学技术、政治决策和公众参与这三重因素共同作用，建构了议题的知识边界和话语方式[56]。一方面，媒体的议程设置遵循一种“连续性”的知识生产规律，即通过对同一议题对象的类型化指涉，积累关于该对象的认知范畴与情感基调。福柯认为，“连续性”是维持主体中心地位的叙事框架，能确保“主体把历史遗留掉的一切归还给历史”[57]。在连续性的游戏下，既有认知边界为相应的现象提供一致性和解释性原则，因此总是被不经验证地予以承认。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能源企业的经贸行动与美国政府的政治利益深度捆绑，联结起以美国视角为中心、全球西方视角为旁证的认知网络。另一方面，来自企业的立场并不总是消极的，在涉及中国清洁能源的人才和技术政策时，部分能源企业与政府的对华指控保持距离，甚至将矛头指向本国政府的不作为，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科学议题的政治化倾向。而社交媒体时代的公众拥有更大程度的知识自主权，通过植入个体诉求瓦解精英政治的象征性操控，形成个体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微妙抗衡。由此可见，随着知识生产模式被不断纳入新主体，边界工作从区隔排异拓展为联合协作，这象征着更广泛社会中的权力分配。在对于中国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是机遇还是挑战的边界划分上，不同利益主体抱持着不同权衡的标准，这也体现了STS研究中科学程式与“知识政治”之间开放的问题定义，即生成了“某种介于‘是’与‘不是’之间的中间地带”[58]，从而催发了议题边界的延展与重构。

然而，虽然能源议题的论述和争辩围绕着知识与权力关系展开，但其复杂性远超过了边界理论所能涵盖的范围。例如，囿于来自专家、决策者和能源开发商的思维惯性，真正的知识联合生产往往难以实现，只有一部分深思熟虑的合理的知识主张才有可能形成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被接受，进而进入决策中来[59]。这也是本研究的研究局限之一。现有的研究方法无法测量各主体在议题界定中的贡献权重，也无法洞悉更加多元、复杂与微观的权力关系，这或许需要扩展更为丰富的研究样本和辅助更多样的研究方法。其二，本研究采用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宽泛定义，尚未聚焦传统科学家或科研工作者对涉华能源议题的话语表达，这也需要回到边界工作最初用于界定“什么是科学”这一理论出发点，探讨全球治理情境中STS科学与政策联合生产的作用机制与实际效用。在自然环境与社会问题全球化弥散的背景下，Carayannis和Campbell提出了涵盖学术界、产业、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四螺旋知识生产模式，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创新路径[60]。因此，在这种以多元利益主体合作为主导的知识生产动力机制下，媒体议程、政策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有何关联，如何协商或竞争全球性议题的“知行”边界，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作者： 陈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4；施瑞鑫，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4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2年第11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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